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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地九成省份上半年GDP增幅回落 最高降幅达9%
2011年08月07日 新闻资讯 暂无评论 ⁄ 被围观 1,742 views+

日前,国内各省区市上半年经济“成绩单”悉数出炉,有九成省(区、市)GDP增速同比回落,一些热点地区减速尤为明显。

增速“普降”之下,存在哪些地区差异?区域经济走势如何判断?地方“GDP冲动”能否得到抑制?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些权威部门及人士。

区域经济:“利多”还是“利淡”?

梳理31个省区市的经济“半年报”可见,除新疆、西藏、贵州外,28个省区市上半年的地方生产总值同比出现下降,降幅从0.7%到9%不等。其中长三角、环渤海等区域“降温”明显,中西部地区降幅相对较小。

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张晓晶认为,“经济增速的回落,是主动调控的结果。我们是有意‘压’着经济增速往前走。”业内人士认为,增速的回落,说明国家适度从紧的调控政策取得预期成效。

比如,去年上半年海南曾以19.4%的增速领跑全国,但今年上半年则降至10.4%,落至全国中游;增幅大跌9个百分点,列各地之首。专家指出,作为海南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在调控之下大幅遇冷,是导致经济整体回落的重要原因。

山东省滨州市欣盈纺织公司负责人梅建勋告诉记者,由于国家在电力、信贷、环保等各方面的政策都在收紧,想上新项目已经很难,从今年4月以来每月亏5万元左右,形势较去年同期更为严峻。上半年,山东经济增速回落2.5个百分点。

不过,部分地区的降温也有“主动因素”,其增速放缓折射出地方在产业结构优化、发展方式转变的积极姿态。比如,上海上半年分别实现地方生产总值9164.1亿元,同比增长8.4%,增幅较去年下降4.3%。在具体经济指标中: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下降5.8%,全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比一季度回落2.9个百分点,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幅回落3个百分点。

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说,一些经济指标回落,除筹办世博会等导致去年基数较高原因外,还有主观调整的因素。比如,近年来上海每年淘汰六七百个落后产能项目,涉及工业产值两三百亿元;每年对外转移的工业投资也超过100亿元。自2008年以来,上海经济增速已连续三年保持在10%以内。

区域差别:全力“保增幅”,加紧“调结构”

下半年经济增速如何变化?部分地区“高歌猛劲”的势头暂时遏制后,“保增幅”心态是否会反而愈演愈烈?一些告别“高增长”的地区能否进一步打开“调结构”的空间?

记者采访发现,许多地区增速放缓的同时,传统发展方式的惯性依然突出,值得警惕。

——“投资依赖”的增长态势突出。内地某省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出现小幅回落。而省政府和省内各地市则已签订责任状,规定省长和10多个地级市的市长今年将共同完成“十大产业”900多亿元的投资额。该省发改委的人士直言: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第一位的,没有投资就没有GDP和财政收入。”

——“三高”行业“逆势”活跃。环保部的数据显示,今年以来高耗能行业增速呈上升趋势,1-4月氨氮和氮氧化物两项新增污染物减排形势不容乐观。相关数据还显示,云南、江西、福建、内蒙古、重庆和青海这六个省区市上半年经济增速出现0.7%-2.1%的降幅,但其建材、冶金、化工、有色四大高耗能行业的用电量增长却均在15%以上,最高的云南高达26%。

——“伪新兴”产业苗头显露。重庆市经济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说,今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迎来新一轮高潮,各地投资增幅趋于高位,但许多地方并没有在技术上取得实际突破,引进和发展的仍是较为落后的产业环节,这将反而加大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。

虽然中央确定今年的增长目标是8%,但大多数地区的目标都是两位数,有近十个省区市更是提出未来5年“总量翻番”。经济学家胡鞍钢指出,有的地方负责人在北京开会讲的是“北京话”即“科学发展”,回到地方讲的却是“本地话”即“加快发展”。

然而,一些较早进入转型发展期的省市,面对增速降低却相对“淡定”,其在产业结构方面的持续推进值得期待。

“上半年8.4%的增幅,还是高于预期的。”肖林说,“上海接下来重点要在产业结构、城市功能、服务水平等方面不断提升。”

再如,北京上半年以8%的增长率“敬陪末座”。不过,北京市统计局局长苏辉说,虽然GDP减速,但全市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提高。数据显示,上半年北京的信息、商务、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.3%、15.6%和10.9%。

放慢GDP脚步追求GDP质量

面对多个地区的集体“减速”,经济界人士抱以同样的期待:不管速度是快是慢,都要更加注重发展的持续和成果的共享,更加注重提升GDP质量。

“我并不太懂GDP、增长速度这些东西。我最关心的是,经济发展能给百姓生活带来些什么?”从甘肃平凉来东部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季宝良说。

“现在面临的不是增长速度高低的问题,而是需要什么样的增长?”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如是说。

“宁愿损失一点GDP,也要为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创造空间。”肖林这么认为。

上述理念在部分地区已成共识。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说,我国经济发展应当降低自然、生产、社会等各项成本,追求少用资源、少牺牲环境的“品质好的GDP”。

与此同时,还要加快实现公众切身的“增长感”。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,国民收入增幅7年内超过1倍。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等专家认为,日本的计划之所以成功,不仅是涨工资,还有相配套的就业体制、收入分配及社会保障体制等相关民生制度的跟进。

尤其关键的是,要加快改革创新,淡化对地方政府GDP总量、速度等指标的考核,突出经济发展质量以及居民收入增长率、就业率、社会保障水平等民生指标的权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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